杜塞爾多夫交響樂團

古斯塔夫·馬勒的《第九交響曲》不僅是他生前最后完成的交響作品，更是音樂史上最深刻的“死亡詩篇”之一。這部創作于1909年至1910年的作品，以復雜的結構、深邃的情感和哲學性的主題，展現了作曲家對生命、死亡、永恒的終極思考。馬勒用這部作品向世界告別。2025年5月17日至18日，德國杜塞爾多夫交響樂團將在首席指揮亞當·費舍爾的率領下，在上海、南京、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和天津四城，上演在國內并不是很容易聽到的馬勒《第九交響曲》。

沒逃過“第九交響曲魔咒”

馬勒對于死亡的思考貫穿他的創作生涯，在他的第一部交響曲的第三樂章中，我們聽到一個披著童話外衣的葬禮故事。對于死亡這一主題，馬勒似乎天生迷戀。

《第九交響曲》創作的前兩年——1907年是馬勒人生的轉折點。他在這一年被迫辭去維也納歌劇院指揮職務，長女瑪麗亞因猩紅熱夭折，自身也被確診嚴重的心臟病。這一系列打擊讓他深刻意識到生命的脆弱，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眼前空無一物，在這人生的終站，我竟然又回到一開始的起點。”正是這種對死亡的預感，催生了《第九交響曲》的創作。

馬勒也沒有逃過“第九交響曲魔咒”，盡管他非常恐懼于此。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等作曲家均在完成第九交響曲后去世。最終馬勒也未能逃脫命運——他在完成《第九交響曲》后僅一年便溘然長逝。手稿中“呵，我消逝了的青春，我消費了的愛”等注釋，更直接映射了他臨終前的心理狀態。

當然，關于這部作品的“告別敘事”也好，死亡陰影也罷，偉大的作品總是禁得起多樣的詮釋。5月來華指揮杜塞爾多夫交響樂團演出這部作品的指揮家亞當·費舍爾，在為該樂團《第九交響曲》的唱片撰寫說明時曾指出：“馬勒的《第九交響曲》并非是關于死亡，而是關于瀕死的過程。死亡和瀕死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在研究《第九交響曲》時，我意識到，除了德語之外，我不知道還有哪種語言中‘死亡’和‘瀕死’這兩個詞有著完全不同的詞源……終曲僅僅是一段漫長而持續的瀕死過程的呈現，是生命的消逝。最后一部分，尤其是總譜的最后一頁，對那種情境的描繪堪稱完美，超越了文學或美術領域的任何其他刻畫。”

音樂創作具有歷史性突破

《第九交響曲》時長八十分鐘左右，因不同指揮家的詮釋而有所不同。四個樂章以非傳統的“慢—快—快—慢”結構展開，美國評論家唐斯形容其為“浩大的死亡之舞”，分別象征死亡作為解放者、舞伴、敵手與慰藉者。

第一樂章：行板（D大調），是慢速的，結構為擴充的奏鳴曲式。音樂似乎是作曲家在與死神對話。樂章以圓號與豎琴的微弱動機開場，仿佛死亡的腳步聲。第二小提琴奏出斷斷續續的第一主題，這一主題被伯恩斯坦解讀為“馬勒心律失常的音樂化呈現”。展開部中，長號以最強力度重現主題，象征“生命中的死亡入侵”，而貝多芬《告別奏鳴曲》動機的引用（升F到E的二度下行）則暗含宿命輪回的意味。馬勒弟子布魯諾·瓦爾特評價此樂章為“徘徊在離別悲哀與天國幻覺間的凄美獨白”。

第二樂章是詼諧仿作性質的蘭德勒舞曲?？此茪g快的蘭德勒舞曲被刻意“笨拙化”，和弦序列的扭曲與節奏錯位，暗示傳統舞蹈在死亡面前的異化，這是一場被扭曲了的民間狂歡場景。音樂學家唐納德·米切爾指出，這種處理延續了《第四交響曲》中“舞蹈的死亡”主題，通過不協和音程營造出幽靈般的狂歡景象。

第三樂章是回旋-滑稽曲，主要調性為a小調，這個樂章是對世俗的尖刻嘲諷。標題“Burleske”（滑稽曲）揭示了馬勒對批評者的反擊。樂章以刺耳的小號主題開場，復雜的雙賦格結構展現了他爐火純青的對位技巧。手稿標注“獻給我在阿波羅的兄弟”，既指向藝術守護神，又暗喻阿波羅作為瘟疫之神的雙重性，隱喻藝術理想與現實的沖突。

第四樂章慢板主要調性是降D大調，這個樂章似乎代表著永恒的沉寂，弦樂奏出的主題與英國贊美詩《求主同住》的相似性，賦予樂章神圣的挽歌氣質。旋律在極高與極低音區游走，中聲部的“空洞”象征著生命流逝后的虛無。尾聲引用《亡兒之歌》的片段，音符逐漸消散，“如云彩消逝于藍天”，完成對塵世的最后告別。

馬勒此作有諸多音樂寫作上的歷史性突破。四個樂章分別采用D大調、C大調、a小調、降D大調，遠關系調性的并置拓展了情感表達的維度，末樂章調性的設置是“濃烈”的隱喻，象征著無法返回的從前?！兜诰沤豁懬反蚱屏私豁懬鷤鹘y快慢樂章交替模式，首尾樂章的緩慢速度形成沉思性的框架，中間樂章則如插入的“現實碎片”。阿班·貝爾格曾驚嘆：“這是馬勒最神圣的創作，展現了在死亡無可抗拒下對生命的極致熱愛。”此外，樂章之間的關聯性也比馬勒之前的作品大大降低，每一個樂章都有其自身的自主性。在時代的震蕩下，馬勒的孤寂靈魂無處安放。

檢驗指揮家造詣的“試金石”

馬勒《第九交響曲》以其震撼的情感張力與極高的技術門檻，堪稱檢驗指揮家藝術造詣的“試金石”。不同指揮家執棒演繹的版本，呈現迥異的詮釋風格。

作為馬勒嫡傳弟子，瓦爾特的演繹充滿溫情與緬懷。1938年維也納現場版如同“糖衣包裹的苦澀”，以柔化反諷的手法呈現馬勒的終極和解。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樂團的完美音色構筑了“音響圣殿”，卡拉揚以極致控制力壓制情感外露，讓聽眾從純粹聲響中感知死亡的詩意。

1979年，伯恩斯坦與柏林愛樂樂團的合作充滿戲劇張力，銅管的撕裂感與末樂章的即興處理，將馬勒的絕望與抗爭推向頂點。1981年，海丁克指揮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的版本以冷靜織體與自然漸強著稱，被《企鵝唱片指南》譽為“與其他指揮最大不同處是海丁克的速度稍緩，但他這種小心翼翼鋪陳樂曲的方式，呈現了一種精致的氣氛。在慢極的樂章中更可明顯看出閃爍光亮的色彩”。阿巴多晚年與琉森音樂節管弦樂團的現場錄音，以室內樂般的細膩對話，展現垂暮之年對生命的豁達觀照。

馬勒在《第九交響曲》中完成了藝術生命的涅槃。當末樂章最后一個音符消散于寂靜時，死亡的陰霾反而轉化為超越性的精神升華。學習過作曲的哲學家阿多諾談道：“馬勒的音樂讓死亡成為生命的鏡像。”這部作品不僅是個人命運的終章，更以普世的人性共鳴，在每一個時代聽眾心中激起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