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祝勇的最新長篇小說《國寶》，近日于紅樓公共藏書樓舉辦以“人在，文物在”為主題的新書發布活動。

新書發布活動現場。

《國寶》近六十萬言的篇幅，以宏闊的筆力書寫中國近現代歷史，已入選2024年度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第三期名單。小說通過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聚散流徙，講述其因南遷而波瀾飄搖的家族史，以小見大，以家映國，從煙火日常的民間立場見證磅礴滄桑的近代中國。《國寶》用豐贍的細節還原歷史現場，以精彩的故事重建南遷之路，呈一代故宮人的守藏之心于紙上。

跟隨南遷路線重走萬里

202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也是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作家祝勇以文學筆觸帶讀者重溫那段歷史。

1933年2月5日深夜，一支特殊的隊伍悄然駛出北平紫禁城。一萬多個木箱在寒冬中沉默地向南移動，箱內封存著中華文明五千年的基因——商周青銅銘刻著最初的禮樂，唐宋書畫凝結著文脈的溫度，明清瓷器流淌著技法的精魂。此時，東三省的硝煙已燒至山海關，日軍鐵蹄步步緊逼，故宮文物危如累卵。故宮博物院組織動員，將文物分批南遷。自此，浩瀚的皇家典藏在中國大地上經歷了長達十數年的顛沛流離。

作家祝勇。

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李文儒在談到《國寶》創作背景時透露，祝勇為還原歷史真實，曾跟隨兩岸故宮南遷路線重走萬里，采訪了多位親歷者。了解越多，祝勇越是發現，這段歷史有太多難以盡述之處。為此，祝勇寫出一本非虛構作品《故宮文物南遷》，2023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縱然如此，他還是覺得有很多話沒說出來。“非虛構作品的主要任務，是對故宮文物南遷作一個大而全的脈絡敘述，沒有足夠的空間去挖掘人物的情感。故宮南遷的很多細節栩栩如生，在我心里呼之欲出，我覺得不寫小說都不行了。”長篇小說《國寶》由此誕生。

以歷史為骨，以人性為魂

這是人類戰爭史上最特殊的一場遷徙：沒有難民，沒有槍炮，唯有穿草鞋的學者、扛木箱的挑夫、駕卡車的士兵，在北方當代寒夜里護送文明的星火向南行進。時延十數年，地迤萬余里，過長江、越秦嶺、入川渝，文物箱的轍印與故宮人、抗戰將士的血痕在中國版圖上交錯成河山圖譜。

故宮文物南遷牽涉人、事、物眾多，細節紛紜，要用一部小說作品去呈現，并不容易。《國寶》選擇重點塑造一位叫那文松的故宮人。小說圍繞那文松護送石鼓等故宮文物南遷展開，從他的家庭離合映射出整個文物南遷歷史。當時文物從北京到了上海、南京，又繼續撤退至大西南，分為北、中、南三條路線。那文松負責護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線，屬于三條線中的重點——沿隴海鐵路西行，先存寶雞，后穿越秦蜀古道，遷于漢中、成都、峨眉各處。

同時，以歷史為骨，以人性為魂，《國寶》描繪了抗戰背景下文化守護者的群像，在嚴酷歷史中捕捉人性的微光。他們的堅守與掙扎，構建起一座“顛簸中的文明基因庫”，成就了藝術與信仰的至高光輝，也彰顯了人類面對極端環境時的深刻抉擇。他們用血與淚護佑歷史，用骨與魂延續文明。五千年文明的根脈與結晶，紫禁城帝王的集藏與凝聚，與民族文化的承載者一道，在艱難跋涉中光芒未滅，器物不再是沉默的客體，而是文明存續的活體見證。

茅盾文學獎得主梁曉聲在分享閱讀感悟時特別提及：“《國寶》這部長篇小說，對南遷這一事件文學性敘事，我個人覺得是填補空白之作。作家并沒有局限于對那一大事件之勢的敘事，同時寫了諸位國寶保護人及他們的家庭，寫親人、家族之命運的悲歡離合。”

中國作協副主席邱華棟評論道：“《國寶》到了小說結尾也特別收得住，人在文物在，家在國也在。這個小說從頭到尾是極棒的歷程，有空間的，有時間的，在一個特定年代里面呈現給我們二十世紀中國人護寶的精神。”

值得關注的是，《國寶》不僅是一部關于文化守護的歷險之作，更是向故宮文物的致敬之作。小說將藝術品的命運與人性的掙扎交織，以鮮為人知的文物技術與藝術知識，喚醒讀者對文化與美的重新認知。正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所說：“祝勇傾盡畢生所學，在小說中注入他喜歡文物，信手拈來地寫下他對中國歷史上這些著名作品的認識和欣賞。但他不是掉書袋，不是故意炫技，每一處都用得那么熨帖。”

從史海鉤沉到文學虛構的華麗轉身

從《故宮文物南遷》的史筆崢嶸，到《國寶》的詩性磅礴，祝勇做到了從散文到小說，從史海鉤沉到文學虛構的華麗轉身。《國寶》以虛構的力量，重現殘酷而復雜的抗戰現場；以筆為刃，劃開歲月迷霧，重現故宮文物南遷這段傳奇的文化征程。

作為上個世紀90年代國內興起的“新散文運動”的一員大將，祝勇在散文領域內深耕多年。從“布老虎叢書”到故宮系列書寫，“祝勇散文”已成為當代文學一個不容忽視的標牌。

然而，從散文到小說的轉型并非易事。祝勇透露，《國寶》初稿因“太貼史實”被《收獲》雜志副主編謝錦否定，他虛心聽取各方意見，毅然刪改十余稿，讀中改、改中讀，終將紀實的骨架轉化為虛構的血肉，完成了最終的藝術升華。祝勇回憶：“這部書寫了5年，不斷改動的打印稿摞起來有一人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