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獅少年2》的上映，可謂國產電影在今年歲末的一大驚喜。

近些年來，“國漫崛起”的呼聲不絕于耳。乘著二次元文化與產業的東風，創作者們紛紛到神話傳說中尋珍覓寶。一時間，神怪奇幻紛至沓來。2021年，《雄獅少年》的出現，將國產動畫電影從神話的云端帶回現實的地面。三年后的續作，在動畫技術與敘事手法上更為成熟。熱血的青春故事被鑲嵌進更為宏大的文化框架里，呈現出更加豐富的意涵。

從舞獅到格斗暗喻從傳統到現代

《雄獅少年》里，留守少年阿娟在同名女孩阿娟的啟蒙下，投身舞獅比賽，完成了從“病貓”到“雄獅”的蛻變。這部散發著濃郁嶺南煙火氣息的電影，采取了近年來神話題材動畫的常見套路：鏡像結構與變身儀式。少男阿娟/少女阿娟的人物組合，與病貓/雄獅的身體修辭，指向的是精神分析意義上主體性的構建。戴上獅頭朝天一躍的時刻，是英雄變格，也是自我確證。顯然，與同時期的許多國漫作品類似，《雄獅少年》也關乎現代意義上自我價值的追尋。

在第一部的后半段，去城里務工的父親重傷歸鄉，為了賺錢養家，年紀尚小的阿娟也只能進城打工。《雄獅少年2》延續了這一情節，不過將敘事時空變換為更加現代化與國際化的上海。然而，建筑工地的安保工作無故被辭，前來投奔的朋友阿貓、阿狗也無處容身。影片以文藝作品中常見的“鄉下人進城”敘事，讓嶺南小子阿娟直面一個更加繁華也更加陌生的現代世界。面對個人與家庭的雙重困境，他只能投身格斗比賽，以求絕處逢生。

表面上看，《雄獅少年2》依舊講述了一個咸魚翻身的成長故事。影片甚至采取了與前作如出一轍的敘事結構：都是通過拜師、訓練、比賽的模式來完成人物的成長弧線，當然類型化敘事變得更加嫻熟。但顯然，《雄獅少年2》“打怪升級”的難度大為增加，現實意味也更為強烈。更本質的變化在于，影片讓來自鄉土世界/熟人社會的個體加入現代世界/法理社會的生存法則。

舞獅與格斗的區別，在于前者是依賴多人協作的象征儀式，而后者是講求單打獨斗的實用技術。從舞獅到格斗的變化，意味著要袒露身體，直面對手，迎接痛擊。這是少年阿娟新的命運：棲身蕪雜的野草，去對抗現代叢林的法則。

二次元小敘事跨越圈層展現共同價值

舞獅遭遇格斗，意味著傳統遭遇現代。顯然，影片相較前作的另一重要變化，在于將舞獅/武術等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問題嵌入更為明顯的傳統與現代的二元框架中。

這種現代性反思的敘事雖然并不新鮮，但可貴的是完成度高，敘事流暢且情感充沛。從類型上看，影片也明顯延續了《精武英雄》《霍元甲》《葉問》等功夫片的創作傳統。功夫片自發軔之初，便與國家民族息息相關，身體強健與民族自強的結合根深蒂固。《雄獅少年2》的開頭有這樣一幕：武師張瓦特為了拳館生計，擺下擂臺拳打各國選手，不料卻被格斗高手肖張揚當場拆穿打假拳，只能落荒而逃。這是影片頗為有趣的一點：從拆解功夫神話開始，進而為傳統武術正名，重新構建了一則全球化時代的新功夫神話。

當然，影片并沒有秉持一種對立思維去看待古與今、中與外的關系，而是不斷地借助片中人物之口去展現一種辯證的姿態：傳統不僅要繼承，更要兼收并蓄，推陳創新。近些年來，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備受矚目。從傳統文化的“兩創”（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到“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等命題的提出，都在不斷強化著新的全球化語境中構建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性。

就此而言，《雄獅少年2》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實現了二次元文化、現實題材與民族敘事的耦合。日本學者東浩紀對于二次元文化有過經典的論述，他認為當代御宅族文化的一個顯著特色是消費由各類萌要素組成的龐大“數據庫”，通過其中各類萌要素的提取與組合來生成故事，這是一種新的故事模式。

在今天，以二次元為代表的不同趣緣群體分享著各自的小敘事。這些小敘事如何通向一種跨越圈層的普遍情感與共同價值，是今天的文化生產面臨的難題。

在此之前，同為現實題材、洋溢著二次元風格的電影《閃光少女》給出了一種示范。影片以民樂與西樂的對決，結成了“傳統文化”與“二次元”的戰略同盟關系。沿著《閃光少女》的足跡，《雄獅少年2》在熟練使用“萌”要素和“燃”敘事等更符合年輕群體趣味的語法的同時，將青春成長與家國認同緊密交織，融合了個體敘事與宏大敘事。

為現實問題提供想象性紓解

從這個角度來看，《雄獅少年2》不僅老少咸宜，更重要的是中西、新舊融通。它熟練地使用好萊塢式的類型法則與動畫技術，展現中國現實問題，去講中國故事。

不過，影片對于新工人群體的想象與書寫或許需要進一步深思。將兩部影片合起來看，它們講述的實際上是兩代新工人的困境：阿娟父母在城市中無法獲得應有保障，在鄉村還有子女留守問題；新一代農民工子承父命，在大都市里同樣難找立錐之地。新工人群體的困境，本質上是城與鄉的結構性問題。《雄獅少年2》的解決方式，是巧妙地將新工人群體面臨的難題轉移為傳統與現代的矛盾。于是傳統文化的勝利，也就意味著這一群體的生存問題得到了紓解。

這種現實問題的想象性解決也體現在不同社會群體的關系處理上。第一部中，男女阿娟之間尚且存在著明顯的階層差異；第二部里，阿娟與拳館繼承者小雨似乎締結了跨越身份的情誼。影片末尾，阿娟向小雨發出了“拳館還在，家還在”的信息，召喚海外游子歸來。由此，阿娟作為新工人群體的代表，從第一部中被啟蒙的對象，化身為第二部里的拯救者。武術所代表的傳統文化讓異鄉人阿娟在城市里安身立命，也讓不同的社會群體找到共同的原鄉。

有趣的是，在2024年末，《雄獅少年2》與稍早上映的《好東西》不約而同地塑造了上海都市景觀。前者聚焦新工人群體，以男性視角和燃向敘事塑造男性氣質；后者聚焦新中高收入群體，以女性視角與諧謔敘事拆解父權秩序。兩種互為鏡像的表述，構成了當下中國多元而有趣的文化景觀。

當然，影片對于新工人群體的想象和對現實問題的紓解，仍然存有虛妄的部分。對于創作者而言，或許也只能透過這種方式去化解。就像我們在這段一二十年前的舊時空里，看到的正是當下人們所遭遇的生存問題、媒介暴力與集體情緒。

而無論是對于新工人群體還是正面臨人生難題的你我而言，影片提供的只能是一種可能和慰藉。或許，在人生前路不明時，不妨再高誦李白的那一句：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文/李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