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價值數千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對相關技術進行出口管制并加大投資限制……自從2018年中美貿易爭端以來，美國一些官員鼓噪與中國“脫鉤”的言行從未停止。

一方面，這給中美兩國和全世界帶來不利影響：美國加征關稅增加了本國企業和人民負擔，給部分中國對美產品出口造成沖擊，也擾亂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正常運轉；

另一方面，中美經貿發展呈現出新動向、新態勢：中國對美出口不降反升，今年前8個月，中國對美出口進一步加速，增長22.7%；2020年，中國經貿合作“朋友圈”持續擴大，三分之二受訪在華美企表達2021年擴大投資意愿；中國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從2015年的第29位躍升至第12位……

事實勝于雄辯。歷史大勢不以逆潮流者的意志為轉移。“脫鉤”既反規律，也逆科學。貿易戰不利于中國，也不利于美國，更不利于全球。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美合作，兩國和世界都會受益；中美對抗，兩國和世界都會遭殃。中美關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選擇題，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題。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打壓難阻中美高度交融的經貿交流，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對美出口不降反升表明，經濟結構互補決定中美貿易往來交流。人為阻斷將讓雙方和世界受損

“我們公司每天都要向美國發集裝箱，一天三十多個，一年要發上萬個。”接受記者采訪時，江蘇無錫市金茂對外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楊南正忙著發貨。

作為美國寵物用品和家居服大型零售商的供貨商，楊南坦言，經貿摩擦以來，企業的紡織服裝出口仍保持增長。“特別是去年6月以來，我們對美出口連續保持兩位數增長。今年前8個月，對美出口增速達30.3%。”

一家普通外貿企業的訂單，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近年來中美兩國貿易走勢。

中國海關數據顯示，自2018年7月美國對華加征關稅以來，中美貿易額除2019年同比下降10.7%外，其他年份均處于增長態勢。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反彈明顯，2020年中美貿易額同比增長8.8%，中國對美出口增長8.4%，自美進口也在不斷增加。

不可否認，加征關稅給中國帶來負面影響。據有關統計，中國農產品、輕工產品、電子電器類產品等對美出口受關稅影響較大。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加征關稅導致美國一些電信設備、家具等商品的購買轉向了其他國家。

然而，如今中美之間更頻繁的貿易往來卻是不爭的事實。

原因為何？

有這樣一個細節：去年疫情期間，美國人大量囤積食物，對冰箱需求量激增，導致3月起冰箱開始脫銷。一位家住華盛頓的臉書用戶4月下旬在網上下單，一直等到8月底還沒到貨。

焦急的他打電話追問，跑到店里搜羅半天才找到一臺。搬回家里，發現產地來源寫著“Made in China（中國制造）”。

“盼著盼著，從春到秋，苦等4個月，我的冰箱終于來了……”這位用戶在臉書上分享道，并附了產地照片，最后感嘆：“還是不要‘脫鉤’的好！”

冰箱的故事，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中美兩國貿易的相互需要。

疫情下，即便有關稅存在，也擋不住美國民眾對“中國制造”的“剛需”。

《福布斯》雜志網報道，2020年中國商品占美國進口商品總量的19%，占比居首。美國進口的防疫物資中，83%的進口口罩為中國生產，三分之二的防護服來自中國。報道還援引美國普查局數據稱，2020年美國增長最快的10類進口商品中，4類主要進口自中國。

這樣的“剛需”，有中國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復工復產帶來的優勢，更源自中美兩國經濟結構的深層互補。

由于兩國要素稟賦不同，在全球產業鏈中分工也不同。美國從中國進口大量包括手機、平板電腦等在內的機電、紡織服裝等產品。2020年，這兩類產品分別約占中國對美整體出口的61.4%、12.3%。同時，中國從美國進口大量包括集成電路、汽車等在內的機電產品、農產品。2020年，這兩類產品分別占中國自美進口的48.5%、17.4%。

經濟互補背后，是“中國制造”的物美價廉。

據美國商界人士反映，雖然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在縮小，但仍只有美國的1/5至1/6，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制造業的規模經濟、基礎設施和政府服務能力等優勢，與美國相比，綜合成本仍具明顯優勢。

一位美國采購商說，東南亞國家有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優勢，但其不利條件也非常突出，一是供應鏈不完整，好多零部件依然要從中國進口。二是招工難且不穩定，如果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產品的最終價格可能比中國還要高。

“在中國深圳一家服裝廠，采購各種原材料可能是開車半小時到1小時的事，如果放在東南亞，成本會大大增加。”

除了價格優勢，還有質量保證。

一家從中國進口高端手機零配件的美國采購商告訴記者，價錢不是采購考慮的唯一因素，能否及時、保質保量交付商品同樣重要。

“東南亞國家缺乏大量的熟練技術工人，對產品質量的管控水平還有不小差距。”這位采購商說，在這些國家，尤其是有技術含量的產品，綜合生產難以保證。

他說：“中國制造的性價比更勝一籌。”

“基于比較優勢和市場選擇，中美兩國形成了結構高度互補、利益深度交融的互利共贏關系。這種互補降低了生產成本，豐富了商品種類，促進了兩國企業和消費者利益。”牛津大學技術與管理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曉嵐對記者說。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聯合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此前發布的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中美貿易可以幫助年平均收入為5.65萬美元的典型美國家庭一年節省850美元以上。

經貿互補在疫情期間進一步放大。

中國海關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對美出口機電產品增長了9%，其中，筆記本電腦、手機分別增長了23.4%和4.6%；同期，出口醫藥材及藥品增長了30.7%。

口罩是其中之一。2020年，中國口罩日產能產量一度雙雙突破1億只。楊南在國內的企業訂單也持續上漲，襯衫變口罩，最高峰一周生產并出口700萬只。

“口罩哪個國家都可以做，但這么高的轉產效率和產能，其他國家很難做到。”楊南說。

“中國有完備的產業鏈，而且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復工復產，有力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并出臺了一系列穩外貿政策，對促進出口起了積極作用。”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說。

更加頻繁的貿易往來，符合中美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利益。“美方加征關稅不利于中國，不利于美國，不利于世界經濟恢復。”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

關稅是一把“雙刃劍”。關稅增加的相當部分成本轉嫁到美國消費者頭上。穆迪分析公司調查顯示，美國對自中國進口商品加征的關稅中，超過90%由美國企業承擔。

美國企業深受其苦。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為生產制造液壓部件，紐約空氣制動器公司必須從中國進口一種鋼鐵外殼。由于目前無法獲得進口關稅豁免權，又找不到合格的替代供應商，公司不得不一年支付數百萬美元的關稅。該公司相關負責人說，關稅侵蝕了公司利潤，并削弱了投資新產品的能力。

據《華爾街日報》網站報道，關稅壓力下，美國30多個有影響力的商業團體不久前致信美國政府，呼吁與中國貿易談判，并削減對從中國進口商品加征的關稅，原因是關稅拖累美國經濟增長。有行業協會代表指出，美國民眾已經為此支付900多億美元的關稅成本。

貿易爭端，影響的不僅是中美兩個大國，也會沖擊更多來自其他國家的商品貿易。摩根士丹利曾警告說，全球貿易可能因關稅政策受到嚴重破壞，因為將近三分之二的貿易商品與全球價值鏈相關聯。

當然，創新高的外貿數據背后有“一次性因素”，如周邊地區疫情加劇造成訂單回流中國，防疫物資出口量增加等。隨著這些“一次性因素”逐步消退，下半年中國外貿增長仍面臨不小壓力。

然而，在和美國做了20多年紡織生意的楊南眼里，中美貿易不會輕易“脫鉤”。“美國就是從其他國家進口產品，一些原材料可能也是中國提供的。”他說，“轉來轉去，還是在和中國做生意。”

加征關稅、經貿施壓，這只“看得見的手”讓中國越來越多的企業經風歷雨飽受考驗，但亦有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推動中美之間留下更多的貿易往來軌跡。

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說，如果把中美關系比作一艘巨輪，長期以來，經貿合作一直是這艘巨輪的壓艙石和助推器。越是風高浪急，越要把壓艙石加重，給助推器增力，使中美關系的巨輪頂風破浪、奮力前行。

吸收外資逆勢增長表明，中國大市場、完整產業鏈、良好軟環境成為吸引外資“強磁場”。“脫鉤”損害彼此競爭力，擾亂全球供應鏈

鼓勵制造業回流，鼓動企業撤離中國，擴大對華技術投資限制范圍，聯合盟友孤立中國……這幾年，美國“脫鉤”思維疊加疫情沖擊，給美國對華投資帶來一定負面影響。

有關方面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對華投資同比下降10%以上，特別是在信息技術和電子設備等領域對華投資下降明顯。

但美國對華投資也有新的亮點。中國消費潛力和復蘇勢頭，讓美國在紡織、餐飲等領域對華投資增長明顯，可謂西方不亮東方亮。

合作共贏的期盼在增強。事實上，美企對華投資意愿在加大。中國美國商會2021年度商務調查顯示，85%的受訪者不打算將企業的制造或采購工序遷往中國以外地方，近三分之二會員計劃2021年增加在華投資。不久前，美中貿易委員會發布的調查報告稱，九成以上受訪企業過去一年在華業務保持盈利，超過40%的企業計劃加大對華投入。

更多美國以外的外國企業加快對華投資步伐。今年上半年，歐盟實際對華投資同比增長10.3%；前8個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東盟對華投資同比分別增長37.6%和36.8%……

在全球外國投資大幅下滑的2020年，中國吸收外資逆勢增長，實現引資質量、增長幅度、全球占比“三提升”。

盡管疫情的不確定性疊加全球供應鏈重構帶來的挑戰，讓未來中國“穩外資”形勢仍然嚴峻復雜，不排除有新的波折和挑戰，但不可否認，無論短期還是大勢看，中國對外資始終有著“硬核”吸引力。

看好中國市場，是跨國企業對華投資的關鍵因素。

“市場在哪里，我們的工廠就會設在哪里。”這是德國汽車制造商寶馬集團董事彼得的投資信條。

中國已連續12年成為全球最大汽車銷售市場。“寶馬在全球每銷售4輛汽車，就有1輛銷往中國。”彼得說。

今年上半年，寶馬全球營收同比增長28.1%，達到553.6億歐元，中國市場為寶馬貢獻了約46.7萬輛的喜人銷量，同比大增42%。

鐵西工廠，動力總成廠，動力電池中心，研發中心……看好中國市場，近年來寶馬持續加大對華投資，在沈陽構建起寶馬全球最大生產基地。

靠近大市場好處是什么？一家醫藥外企負責人說，對于醫藥行業來說，運輸、分裝成本占了大頭。在中國設廠，一方面能更好地拓展市場，另一方面，運輸成本能降低20%至30%。“對于大規模企業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企業在跨國投資時，市場規模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黨委書記余淼杰教授說，巨大市場需求，能為企業帶來更多營收，并攤薄生產成本，這讓越來越多的跨國投資向“在中國、為中國”乃至“在中國、為世界”方向發展。

為更好滿足市場需求，不斷有跨國企業將總部和研發中心向中國轉移。如今在上海，截至6月底，跨國公司累計設立地區總部802家，外資研發中心493家。

對于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來說，中國在其全球戰略版圖中愈發重要。面對14億多人口和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又有誰舍得離開這樣一個巨大且誘人的市場？

完備產業體系和強大供應鏈，是外企投資中國的另一重要因素。

當受關稅、成本上升的打擊，一些全球制造商不得不試圖減少對中國工廠依賴時，Kids2公司首席執行官瑞安·崗尼格爾卻選擇“逆流而上”。

據路透社報道，這家總部位于美國亞特蘭大的知名玩具和嬰兒用品制造商近期在華投資2000萬美元設立工廠。原因很簡單，“我們的產品集縫紉、電子、鋼鐵、塑料制造于一體——所有這些產業在中國都能很好結合在一起。”崗尼格爾說。

他坦言，也曾目睹一些競爭對手嘗試將供應鏈轉出中國，最終不得不重新回來，因為那些較低的勞動成本最終會被管理成本和尋找新供應商的難度抵消。

崗尼格爾眼中的供應鏈問題，蘋果公司也曾有類似遭遇。

幾年前，蘋果曾嘗試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生產高配電腦，并宣布貼上“美國組裝”字樣。然而就是一顆小小螺絲釘，讓蘋果公司費盡周折。

原來，當地工廠一天最多只能生產1000顆螺絲釘，遠遠無法滿足生產需要，導致這款新電腦推遲上市好幾個月。最終，蘋果公司不得不轉向中國訂購。

記者采訪的一些紡織和手機等制造類企業表示，在中國投資設廠，因靠近供應鏈，原材料采購和運輸成本能節省10%以上。

因此，即便美國政客喊著“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業向美國回流”“美國政府可以為美國企業撤離中國的成本‘買單’”，實際情況卻未如預期。

產業鏈再造是個功夫活。“搬遷并不是將各種設備打包裝箱，運到太平洋另一頭那么簡單。”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這樣評價。有專家還說道：制造業回流美國，意味著需要引入大量低成本技術制造人才，美國真能做到嗎？

跨國投資，既要供應鏈等硬件充分，也要“軟環境”給力。

一些外資企業點贊的“中國速度”，讓人印象深刻。

美國咖啡巨頭星巴克在蘇州建設咖啡創新產業園，從投資簽約到破土動工僅用8個月；

美國連鎖會員制批發商開市客，一個總投資超過12億元人民幣的項目，從拍下地塊到拿到許可證只用96天……

同時，中國對外開放也在跑出“加速度”：中國連續4年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金融、汽車等領域開放力度加大；海南發布全國首張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開放程度超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承諾……

首家外資控股證券公司、首家外資獨資壽險公司、首家外資全資控股期貨公司、首家外資全資控股公募基金……得益于金融開放提速，多個“第一”在中國陸續誕生。

作為中國首家外資全資控股公募基金公司，貝萊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今年6月在上海正式開業，公司負責人說：“中國金融業的進一步開放賦予我們更大的發展機遇和空間。”

“軟環境”好不好，“大考”時期更見真章。中國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復工復產，率先實現經濟增長由負轉正，為“穩外資”提供了堅實基礎和保障。

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說，未來商務部將進一步縮減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降低投資門檻，打造更優營商環境，讓外資企業在中國能更省心、放心、安心地發展。

行政干預可能影響企業投資步伐，資本卻改變不了逐利的天性。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美國咨詢公司榮鼎集團估計，截至2020年底，美國投資者持有中國公司發行的股票總額約為1.1萬億美元，而當年9月份才2110億美元。

更多資本流入，固然有中美利差和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因素，但這也恰恰是資本對中國經濟投出的“信任票”。

錯失中國市場的代價，美國企業心里最清楚。在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艾倫看來，中國市場規模龐大，如果不準美國企業在中國經營，他們就會迅速被日本和歐洲競爭對手以及中國本土企業取代。

“如果不準美國企業在中國經營，我們的競爭對手就將能夠充分利用中國的規模經濟和對技術的迅速采納，在其他地方包括美國國內市場，打敗美國企業。”艾倫指出。

“中美之間不僅有直接聯系，還通過其他國家產生很多間接聯系。如果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脫鉤’，整個世界的運轉也必定受到大的影響。”余淼杰說。

科技創新不斷突破表明，既要自立自強加快關鍵技術攻關，又要開放合作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封鎖打壓不利于雙方，合作共贏才是正道

限制中國科技企業對美投資、出臺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發布行政令直接干預投資并購……科技“脫鉤”思維下，美國不斷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瞄準高科技企業進行打壓，確實讓一批中國企業出現陣痛，營收大幅下滑，甚至面臨“斷供”困難。零部件的短缺，導致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一度較大幅度下滑。

但打壓，沒有阻擋住中國科技前進的步伐。

創新正成為中國這個東方大國的高度自覺，人們丟掉幻想、摒棄依賴，在自主創新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不斷增加：2018年超1.9萬億元、2019年超2.2萬億元、2020年超2.4萬億元。

基礎研究投入與日俱增：2018年，中國基礎研究經費首次突破千億元大關，2019年達到約1336億元，2020年達到1504億元。

加強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瞄準關鍵核心技術解決“卡脖子”問題；加快推進科技體制改革，通過市場需求引導創新資源有效配置；培養創新型人才，激發各類人才創新活力……中國正在努力向著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邁進。

在傅曉嵐看來，當前形勢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科技自立自強的認識，將整個中國社會對創新的意識和積極性激發起來。

中國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有壓力，更有底氣。

新中國成立之初，連一輛拖拉機都造不出來的中國，現在是世界上工業體系最為健全的國家。自2010年以來，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已連續11年位居世界第一。在500種主要工業品中，超過四成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

從“騎”著“蛟龍”探深海，到“戴”著“天眼”觀宇宙，從用北斗導航，到用量子通信，從加快發展人工智能，到大規模推進5G商用……在國際競爭激烈的很多科技領域，中國正由“跟跑者”變為“并跑者”，一些領域甚至是“領跑者”。

近年來，中國科技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重大創新成果競相涌現，科技實力正在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邁向系統能力提升。

卡塔爾半島電視臺評論稱，在過去20年中，中國已經從一個“獲取”和“模仿”技術的國家，轉變為一個改進現有技術并進行更多創新的國家。

“事實證明，封鎖與打壓阻擋不住前進之勢，這是中國科技實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技術顧問葉培建院士說。

哈佛大學近日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技術創新的能力并不完全取決于它能夠接觸到多少美國技術。

面對復雜的科學難題，合作始終是“主旋律”。

“強調科技創新的自立自強，并不是說要關起門來搞創新。”科技部部長王志剛說，自立自強與開放合作不是對立關系，而是辯證統一的。

今年3月31日起，“中國天眼”面向全球開放，各國科學家均可提出申請，經審核后使用“中國天眼”開展觀測和研究。

作為全球唯一的超大型射電望遠鏡，“中國天眼”的開放，是中國向世界釋放的開放合作信號，對推動全球天文觀測和天文研究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今，正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提出項目申請，以使用“中國天眼”觀測研究。其中，外國研究人員的數量在不斷增加。

創新無國界。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以開放姿態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才能更好應對挑戰和變數。

當前，中國已經與多個國家建立創新對話機制，同5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聯合研究，深度參與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等國際大科學工程。“一帶一路”科技創新合作計劃支持8300多名外國青年科學家來華工作，建設33家聯合實驗室。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抗疫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持續和各國開展抗疫科技研究和經驗分享。

如今，聚焦數字經濟、新能源智能汽車、智能裝備、工業互聯網、科技服務等領域，中歐正在不斷加快合作步伐。在這些技術領域，中國不僅有后發優勢，而且市場足夠大，未來雙方合作潛力無限。

創新不是“獨角戲”，而是“大合唱”。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指出，中美兩個技術大國聯系緊密，一旦“脫鉤”，將給數百家美國科技公司帶來沉重經濟打擊。

一些美國技術公司負責人指出，繼續“去中國化”，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去美國化”，因為切斷美國進行有效競爭所需的思想、人員、技術和供應鏈，也將破壞美國的創新。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說，美國“封鎖”的一定是技術含量很高的技術或產品，其研發成本相應也很高。如果不與中國這個大市場做生意的話，其新技術的高盈利很可能就變成低盈利甚至不盈利。

如今，全球愈演愈烈的“芯片荒”正讓手機、汽車等行業遭受嚴重沖擊，成為“脫鉤”代價的一個典型案例。

業內人士指出，“缺芯”，一方面有疫情帶來需求激增而芯片企業產能未能及時跟上步伐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與美國發起針對中國企業制裁，導致半導體產業鏈出現訂單轉移有關。

由于“缺芯”，包括通用、福特、豐田等國際車企在內的一些工廠相繼減產甚至停產。

限制技術出口是一把“雙刃劍”，既會傷害到中國的高科技企業，也會傷害到與中國有往來的美國乃至其他國家芯片、半導體等高科技企業。

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指出，中美之間會有很多競爭，但兩國也必須展開深入合作，“遏制中國并不可行”。

“在日益互聯的世界中，對中國采取‘卡脖子’、打壓的辦法，無異于自我孤立，最終受損的將是自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崔凡說。                                                                        新華社北京9月21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