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最新統計數據，2021年中國人口凈增加僅48萬人。全國出生人口再創新低，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今年的省級地方兩會上，“三孩”成為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高頻詞。圍繞2022年如何激發生育意愿，各地紛紛發力。

近20省份將“三孩”寫入地方政府工作報告

截至1月26日，在已公開的30個省區市政府工作報告中，大都將落實“三孩”生育政策和配套措施列為2022年的重點任務之一。記者梳理發現，河北、四川、浙江等近20個省區市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及：完善或落實“三孩”生育政策。北京等地雖沒有在報告中提到“三孩”一詞，但要求給予“一老一小”更多溫暖和關愛。

記者梳理各省區市政府工作報告發現，2022年各地推動“三孩”政策落地舉措主要包括以下重點：

——降低生育成本。

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瑞日前表示，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顧慮。對此，不少地方圍繞“降成本”發力。河北提出開展孕婦無創產前基因免費篩查；陜西提出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浙江提出完善生育保險政策，優化生育休假制度。

——普惠托育。

有時間生娃、沒時間帶娃是不少年輕父母的煩心事。對此，河北提出打造160家省級嬰幼兒照護服務示范機構；湖北將新增嬰幼兒托位4萬個，確保幼有善育。

——擴建幼兒園、增加中小學學位。

入園難、入園貴是多年的老問題，多地將發力點明確放到增加幼兒園供給上。安徽計劃今年新建、改擴建公辦幼兒園300所；福建將新建、改擴建200所公辦幼兒園，新增學前教育學位4萬個。此外，“中小學學位”也屢屢被提及。比如，北京將新增中小學學位2萬個，福建將新增義務教育學位6萬個。

天津市政協常委、天津市社會學會會長張寶義說，今年地方兩會普遍將“三孩”作為重要議題，集中釋放出生育、養育、教育等方面的利好信號。特別是浙江、上海等發達省份將生育政策提升到“育兒友好環境”“兒童友好城市”的高度，跳出單項政策的思維，轉向全方位呵護，值得其他省份學習和借鑒。

如何緩解“金筷子”擔憂？

針對地方兩會上廣泛討論的“育兒成本”等問題，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形容為“金筷子”效應。“以前我們說‘多個孩子多雙筷子’，形容育兒成本低，一雙筷子就夠了。以前的‘竹筷子’如今卻成了‘金筷子’。”原新說，現在育兒成本不只是經濟壓力，而是綜合成本過高，降低了生育意愿。

在國家衛健委2022年首場例行新聞發布會上，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教授直言，近年來我國生育率下降比較迅速。在此情況下，人們對“三孩”的期望更高，希望借此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

事實上，“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措施正在陸續落地。截至1月20日，25個省份完成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訂，部分省份已制定實施方案。從現有情況看，各地普遍延長產假60天左右，增加普惠托育服務發展、計劃生育家庭權益保障等條款。

記者梳理各地代表委員議案提案發現，三種趨勢受到普遍認同。

一是強化公立機構的作用。原新直言：“公立機構可以在緩解育兒焦慮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安徽省人大代表朱紅英也提出，與私立幼兒園相比，一些公辦園缺少早餐服務和課后延時服務；她呼吁公辦園結合實際提供更多服務。

二是平衡女性生育權與工作權。比如，當前社會對女性的角色要求是多樣性的，片面強調延長產假將難以平衡女性“母親”與“員工”的角色沖突，可能造成“產假越長，女性就業越難”的困局。原新呼吁，要建立政府、社會、企業、個人分擔機制，避免將產假壓力丟給企業一方，從而保護女性的職業發展前景。

三是管理服務要跟上。隨著新政策出臺，相應管理和服務必須跟上。以日益增多的托育機構為例，安徽省人大代表、安徽省律師協會副會長韋東認為，登記審批部門要把好“入口關”，嚴格把握開辦托育機構的資格條件；衛健部門應當會同教育等部門制定托育機構日常管理規范；發改部門要加強價格監管，抑制過高收費。

如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

原新、張寶義等專家認為，解決低生育率問題是世界性難題。生育政策具有長周期的特點。應持之以恒地全面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受綜合因素影響，近年來我國育齡婦女生育意愿持續走低。國家衛健委公開數據顯示，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2017年調查為1.76個，2019年調查為1.73個，2021年調查降到1.64個。“這表明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經非常緊迫。”張寶義說。

首先，要加強政策配套統籌。

目前各國鼓勵生育措施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時間支持的措施，包括產假、陪產假、育兒假等相關的假期制度；第二類是經濟支持，包括給兒童的津貼、給家庭的津貼以及給父母的各種照護津貼，還有稅收減免的政策；第三類是服務支持，包括公立托育機構、居家幫助、課后照顧等。

“在落實‘三孩’政策及配套措施時，單獨某一項或幾項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各地要結合本地實際全方位提升群眾的滿意度，最大限度解除父母的后顧之憂。”原新說。

其次，要在制度、技術等層面規范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原新認為，年輕人“不愿生”的同時，還有一批人為“不能生”而發愁。要發揮生物技術、醫療技術在解決不孕不育方面的作用，對捐卵、凍卵等現象進行立法予以規范。

最后，不能忽視男性的作用。有專家表示，目前支持生育的政策大多聚焦女性，事實上完善落實男性陪產假、育兒假等制度，讓男性分擔女性的育兒壓力，也是一些國家的有益探索。

業內人士認為，在我國構建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要廣泛借鑒國外經驗，但不能照搬照抄；要從國情出發，探索適合我國的政策措施，綜合考慮財政壓力和家庭需求出臺優惠性政策。

新華社天津1月2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