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系統思維、周密謀劃，以中央八項規定為改進作風的切入口和動員令，通過一系列重要舉措，層層遞進，形成閉環，持續深化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的“四風”問題并延伸開去，使黨的作風全面純潔，帶動社風民風持續向上向善。經過多年努力，剎住了一些過去被認為不可能剎住的歪風，糾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頑瘴痼疾，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為之一新。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自我革命是我們黨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從抓作風入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是新時代黨的自我革命一條重要經驗。百余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從人類文明成果尤其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吸取精髓，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形成了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深刻理論和生動實踐，具有周延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必須深刻領悟、提高認識，進一步增強抓好作風建設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
黨的作風的理論淵源
中華文明對“風”這一自然現象賦予了深刻的文化內涵，逐步從自然現象拓展至人文領域，成為社會觀察工具與政治概念。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黨的作風”一詞并未直接下定義，主要聚焦風氣、習氣、風尚等方面談黨的作風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實踐中對加強作風建設方面始終保持著高度自覺，持之以恒圍繞黨的中心工作提出作風建設的新要求、新任務。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關于“風”的思想理念。3000多年前殷商的甲骨文中就有關于“四方風”的記載：“東方曰析，風曰協；南方曰夾，風曰微；西方曰夷，風曰彝；北方曰宛，風曰伇”。從周代起，“風”的概念由自然現象向人文領域拓展。《詩經·國風》體現的采風制度標志著“風”正式成為社會觀察工具，漢代樂府“觀風知政”則將其制度化，形成“采詩官—風俗—考正”的政治反饋機制。《說文解字》以“風動蟲生”釋“風”，揭示自然風化作用與社會教化的同構性，認為如同春風喚醒蟄蟲，人文教化能激活道德自覺。從自然之風到人文之風，從民風到“君子之德風”，“風”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是重要的政治概念。孔子提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的命題，首次將統治者的作風看作社會風尚的源頭。此后，《毛詩序》提出：“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白虎通義》提出“教者，效也”，將“風俗”定義為“上為之，下效之”的教化過程，使“風”衍生出“風化”“風氣”等政治倫理概念。費孝通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智慧在于“風教”，即以“禮治秩序”通過文化浸潤實現整合。錢穆也指出中國治理的精髓在于“風氣養成”。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無產階級政黨作風的論述。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大量的社會觀察和對比，強調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具備良好的風氣、習氣、風尚等。早在中學時代，馬克思就寫道：“如果一個時代的風尚、自由和優秀品質受到損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貪婪、奢侈和放縱無度之風卻充斥泛濫，那么這個時代就不能稱為幸福時代……”恩格斯特別反感并抵制不正之風，他在致瑪麗亞·恩格斯的信中寫道：“又吃又喝，而事后又把這些事議論一番，這根本不是我的作風”。在從事革命的過程中，列寧注意到黨內存在的不良習氣，提醒廣大黨員加以注意并革除這些不良習氣。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多次批評一些干部中存在的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等不正之風，提出要“打倒裝腔作勢的作風！認真進行整頓紀律、加強組織的工作”“必須同官僚主義和官僚作風進行斗爭”。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關于作風建設的重要論述。毛澤東同志系統論述并首次構建了中國共產黨作風建設的理論體系。1942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發表《整頓黨的作風》的講話，強調：“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們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這篇標志性講話闡明了黨的作風的功能，即正黨正人，發揮在黨內糾正錯誤、在黨外教育群眾的功能。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總結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良作風；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兩個務必”，立下了“六條規定”。粉碎“四人幫”后，面對百廢待興的復雜局面，鄧小平同志指出“要搞好我們的黨風、軍風、民風，關鍵是要搞好黨風”“加強黨的領導，端正黨的作風，具有決定的意義”，深刻闡明了黨的作風建設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極端重要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直面黨面臨的重大風險考驗和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從制定和落實中央八項規定開局破題，嚴字當頭、刀刃向內，以釘釘子精神糾治“四風”，整治力度之大、制度執行之嚴前所未有，開啟了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新篇章。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作風問題任何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如果不堅決糾正不良風氣，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像一座無形的墻把我們黨和人民群眾隔開，我們黨就會失去根基、失去血脈、失去力量”；他要求：“以最嚴格的標準、最嚴厲的舉措治理作風問題。”
黨的作風建設的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黨的優良作風是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集中體現，是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成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它在長期實踐中形成了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體現在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生活作風、選人用人作風等方方面面。
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必須把思想作風建設擺在首位。在黨的百余年歷史中，貫穿中國共產黨作風建設的一條主線就是實事求是。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從中國基本國情和革命實際出發，堅持發展工農聯盟，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撰寫的《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繼續貫徹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1978年，鄧小平重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求全面進行撥亂反正。1982年，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明確了黨的思想路線的基本內涵，即“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1992年，十四大黨章在論述黨的思想路線時強調了“解放思想”；2002年，黨的十六大在論述黨的思想路線時增寫了“與時俱進”；2012年，黨的十八大通過的黨章在黨的思想路線部分突出了“求真務實”，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理論聯系實際，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學風。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報告時指出，要堅持有的放矢的態度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要找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這個“的”，并強調這就是理論和實踐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是一個共產黨員應具備的態度。鄧小平反復強調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發展。我們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而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提出自己的方針，所以才能取得勝利”。黨的歷史經驗表明：學風正，則事業興旺，黨無往而不勝；學風不正，則事業遭受損害，黨就會受到巨大挫折。
堅持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作風和政治優勢。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打土豪、分田地、辦教育，黨員領導干部與群眾同吃同住，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1956年，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的黨，因此特別應當注意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并且用極大的努力在每一個黨組織中，在每一個國家機關和經濟組織中，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生活的官僚主義現象進行斗爭。”面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新任務，鄧小平強調指出，要發揚黨的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堅決反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堅持清正廉潔的作風。堅持清正廉潔的作風是共產黨人的內在要求。1933年12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就簽發了《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表明了黨從早期就開始以嚴格的制度形式對黨內貪污浪費行為進行嚴厲懲處。在革命戰爭年代，對謝步升、唐仁達、左祥云等人的貪污腐敗行為均進行嚴厲查處。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接連開展整風整黨運動，有力地懲治了部分黨員干部的違紀違法行為，凈化了黨風政風社風，展現了積極健康的執政風貌。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條件下，腐朽沒落的思想觀念、市場等價交換原則向黨內侵蝕，針對各類腐敗現象，黨中央加大反腐敗斗爭力度，嚴厲查處“改革開放反腐第一案”的王仲案以及后來的成克杰、胡長清等大案要案，有力遏制腐敗蔓延的勢頭。
堅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艱苦奮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是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強大精神力量。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的“兩個務必”、作出的“六條規定”，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革命勝利后可能出現的驕傲自滿、貪圖享樂等不良作風的高度警惕。新中國成立后，他再次強調：“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指出：“艱苦奮斗是我們的傳統，艱苦樸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緊……我們的國家越發展，越要抓艱苦創業。”
堅持任人唯賢的選人用人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作風。堅持任人唯賢，是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保證；充分發揚民主，維護集中統一，是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環節。1938年，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強調：“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黨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形成了“才德兼備”的干部標準和“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工作的推進，黨突出了“又紅又專”的干部標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鮮明提出實現干部隊伍“四化”方針，明確“德才兼備、任人唯賢”原則。總之，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在革命、建設、改革不同時期始終對黨的作風建設發揮重要導向作用。此外，民主集中制作風也體現在干部選拔任用上，即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確保干部選拔過程中的透明公正。堅持任人唯賢的選人用人原則與民主集中制作風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兩個方面，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共產黨選人用人的核心要求。
堅持以黨的紀律保障優良作風。黨的紀律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完成黨的任務的保證。1937年9月，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以十分精練的文字歷數了自由主義的11種表現，指出如果放任自由主義在黨內生長泛濫，革命隊伍就會失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政策就不能貫徹到底，黨的組織和黨所領導的群眾就會發生隔離。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對嚴明紀律的認識進一步深化，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將黨的紀律處分劃分為五種類型并延續至今，并對黨的執紀機構作出新規定。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以陳云為第一書記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鄧小平強調：“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和組織部門的任務不只是處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把我們的黨風搞好。”
新時代黨的作風建設的新探索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系統思維、周密謀劃，以中央八項規定為改進作風的切入口和動員令，通過一系列重要舉措，層層遞進，形成閉環，持續深化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的“四風”問題并延伸開去，使黨的作風全面純潔，帶動社風民風持續向上向善。經過多年努力，剎住了一些過去被認為不可能剎住的歪風，糾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頑瘴痼疾，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為之一新。這些舉措包括以下幾方面。
選準切口。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從八個方面立下規矩，即中央八項規定。為什么是八個方面規定？除了繼承中國共產黨抓作風建設的優良傳統的因素，集全黨智慧，也與習近平同志在地方領導實踐中抓作風建設積累的經驗有關。例如，在正定工作期間，在他主持下，正定縣委出臺了《關于改進領導作風的幾項規定》；在寧德工作期間，在他提議下，寧德地委、行署出臺了《關于地委、行署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若干規定》；在浙江工作期間，他身體力行抓作風，持之以恒建立完善了一系列改進作風的制度，浙江省委作出了就切實加強省委常委自身建設、進一步轉變工作作風的“十項規定”；在上海工作期間，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會關于加強自身建設的若干意見》等文件，提出了“八個堅持”。事實證明，抓黨的建設要從“四風”抓起，抓“四風”要首先把中央八項規定抓好。
以上率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風廉政建設，要從領導干部做起，領導干部首先要從中央領導做起。”2017年和202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兩次審議修訂后的中央八項規定實施細則。習近平總書記帶頭遵守中央八項規定，指出：“我常常想，受全黨同志信任，我擔任了黨的總書記，必須嚴格要求自己，帶頭按黨章辦事，帶頭遵守黨的紀律和規矩，帶頭管好親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風成于上，俗化于下。上下同心、風俗聯動，領導干部帶頭形成示范引領力量。
集中教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通過集中教育推動全黨以自我革命精神解決黨風方面的突出問題，是一條重要歷史經驗。”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先后部署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黨史學習教育等黨內集中學習教育，其中都提出了作風建設的要求。作風問題上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集中教育的目的是提高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改善全黨的作風。當前，全黨正在開展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學習教育。提高黨員干部的作風修養是一個政治訓練的過程，要持續深化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論述，及時跟進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學習教育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通過精準持續發力，在學中強基鑄魂，在查中精準施治，在改中長效固本，把學習教育抓緊抓實，不斷筑牢中央八項規定堤壩。
立行立改。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指出：“這么多年，作風問題我們一直在抓，但很多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風像割韭菜一樣，割了一茬長一茬。癥結就在于對作風問題的頑固性和反復性估計不足，缺乏常抓的韌勁、嚴抓的耐心，缺乏管長遠、固根本的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抓作風建設堅持立行立改、動真碰硬。2012年12月，中央紀委監察部發出通知，要求黨員領導干部在2013年元旦、春節期間，切實改進工作作風，加強廉潔自律。2013年是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開局之年：3月，中央紀委首次對6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典型問題發出集中通報；4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巡視工作“四個著力”要求，第一條就是著力發現是否存在“四風”等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的問題；8月，中央紀委建立并實施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情況月報制度；等等。黨的十九大后，作風建設在更加注重集中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中走向深入，針對作風建設地區性、行業性、階段性特點開展集中整治。2019年被黨中央明確為“基層減負年”，此后為基層減負成為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重要任務。黨的二十大以來，把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一刻不停狠剎享樂主義、奢靡之風，深化風腐同查同治，把嚴的基調、嚴的措施、嚴的氛圍長期堅持下去。這些舉措體現了我們黨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進行動態整治、動真碰硬、立行立改。
改革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作風建設和全面深化改革息息相關。許多問題，看起來是風氣問題，往深處剖析又往往是體制機制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改革創新抓黨的作風建設形成了許多制度成果，例如，落實黨委（黨組）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風、管紀律的干部從嚴管理體系；實現派駐監督、巡視監督全覆蓋；三次修訂《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準確運用“四種形態”；等等。這一系列舉措助力形成并完善常態化長效化推進作風建設的機制制度。
嚴的標準。推進作風建設常態化長效化，需要以嚴的標準形成穩定的體制機制，不斷釋放越往后執紀越嚴的信號。堅持嚴的基調不動搖，堅持嚴的舉措不放松，堅持嚴的氛圍不減弱，使“從嚴”成為管黨治黨常態。截至2025年6月連續141個月公布全國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數據，對作風頑疾扭住不放、久久為功，打破“抓一抓就好轉、松一松就反彈”的怪圈，切實把嚴的氛圍營造起來、把正的風氣樹立起來。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的建設教研部；中央團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黨的青年運動史教研部】
